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後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裏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只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臟。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別，因為他們的財源相同。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制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於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別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裏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裏，有爐子的活動房子裏，甚至洋鐵皮棚子裏。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汙損，字跡模糊，殘缺不全。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

到1932年為止，只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只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裏去“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只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只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幹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盡管自己挨饑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幹癟的腰包裏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饑餓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裏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淒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裏。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癥狀是“思睡、發懶、困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面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麽辦呢？”

大眾的饑腸轆轆與富人的腦滿腸肥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麽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志幹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的事例，《財富》雜志、《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裏，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裏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麽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裏，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沖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幹瘦憔悴、老態龍鐘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裏邊掏東西”。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凈。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舍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仆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裏。《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裏，讓窮人分享。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擬了一份計劃，呼籲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幹凈鐵桶，標明裏面有‘肉、豆、馬鈴薯、面包等等’”。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餉失業者。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只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采納。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尼科樂斯、《布魯克林之鷹》報、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會員和麋鹿會會員們似乎從沒想到，更富於戲劇性的解決辦法已經近在眼前。富人腦滿腸肥，大眾饑腸轆轆，這個鮮明對比已經有人在考慮，而且覺得未來事變的陰影已經隱約可見了。托馬斯·沃爾夫時常站在紐約的公廁裏同那些處境悲慘的人們交談，談到他再也不忍聽下去，便踏著階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見“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在冬夜寒光中閃閃發亮。伍爾沃思百貨大樓就在不到50碼開外，再過去不遠是華爾街的幾家大銀行，一律是巨石和鋼鐵築成的堡壘，屋頂塔尖放射著銀色的光輝。人間不平事，莫過於此了：這邊是悲慘萬狀的地獄，那邊一條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於淒然的月色之中。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裏。”

欺騙、敲詐、惡棍與財富的集中

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財閥攻擊開了。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布。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

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裏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他說，有這麽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蒙哄騙。”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

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態度竟好比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麽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恒繁榮的局面”。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產階級的稱讚）以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力量的人”。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淩人，脫離實際。他們在《文摘》雜志裏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讚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裏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

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消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據報道，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

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閑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我所說的有閑階級是指雇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了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歷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裏；僅占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59%。

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繆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雇員為325萬顧客服務。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著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嘆說：“為什麽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

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手裏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價的4%了。英薩爾由36名保鏢護衛著，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產了。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便對他提起公訴。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著又飛往雅典。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當時這種條約確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於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

羅傑斯還說：“這些家夥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為了尋找犯罪證據，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在華爾街到處調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人物。

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拋空賣出，事後又撒謊騙人。因為生意不好，紐約花旗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撕毀了跟谷物交易銀行合並的協定；他還硬要本銀行的記賬員們和出納員們按股票市場崩潰以前的價格（每股原價200元，當時已跌到40元）繼續分期付款購買花旗銀行的股票，同時既不要保證也不收利息，就把股東的240萬元借給本銀行的高級職員做投機買賣。此外，米切爾還把證券虧本賣給家人，事後又買回來，這樣來逃避聯邦所得稅。J·P·摩根也用類似的辦法鉆空子，1929、1930、1931這三年，他一文所得稅也沒交過。《芝加哥論壇報》老板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稅，卻寫了許許多多的長篇社論，敦促讀者老實納稅，分文不少。

安德魯·梅隆這時也以財政部長的資格追逼那些拖欠稅款的人們，可是對自己卻采用另一種標準。遵照梅隆的指示，國內收入署署長為他寫了一份備忘錄，列舉12種逃避聯邦稅的辦法。這條新聞使全國為之震驚。於是，指派了財政部一位稅收專家去審查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申報書。結果發現梅隆竟采用了這位署長的五條建議，其中包括虛報贈款若幹宗，虧損若幹項，借以偷稅漏稅。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薩斯州眾議員賴特·帕特曼氣憤極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眾議院彈劾梅隆部長，罪狀是“品質惡劣，行為越軌”。但是對梅隆心懷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們看來，公開發表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無異犯上作亂。有個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師）尖銳地指責《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說他是“向激進分子提供炮彈”。

英薩爾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稅同樣也是合法的。但是盡管當時的稅法漏洞百出，有些人還是不免越軌，陷入法網。“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羅伊格曾得過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勳章（法國榮譽軍團系於1802年由拿破侖創立，借以獎勵軍政界有功人員。現在勳章分五級，大員勳章是第二級），是胡佛總統研究歐洲大蕭條情況的顧問，大家都認為他誠實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頓的李和希金森投資公司以這位大王所發的證券為擔保，發行幾百萬元債券，那時經理們竟聽從他本人的意見，不去查一查他的賬。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支大型手槍，在巴黎市內的豪華公寓裏關起門來自殺了。人們在對他作了一番頌揚之後，才發現這位大王原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盜竊犯，多次欺詐取財，並曾偽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債券。除其他罪行外，他還從對他深信不疑的投資者那裏盜竊了三億多元。

新的驚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裏爾·哈裏曼美國著名的外交家，叫做約瑟夫·哈裏曼。因為知道自己的銀行快要破產，他便逃到曼哈頓區的一個療養院裏躲起來。警察追得緊，他便化名逃到長島的一家小旅店裏住下。可是納索市的警察還是找到了他。哈裏曼拿一把刀插進自己的肋部，但自殺未遂。他終於因偽造銀行賬簿和濫用銀行款項坐了兩年牢。“美國銀行”（在美國歷史上，在陷於破產的銀行當中，這是最大的）的常務副董事長索爾·辛格也因犯有同樣罪行而入獄。不久，煤氣電力聯合公司的總經理霍華德·霍普森（該公司有188576個股東）又在華盛頓乘出租汽車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經過審訊，查明他犯了17樁欺詐斂財罪。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對於我們過去的上層人物，誰也信不過了。”菲奧雷洛·拉瓜迪亞眾議員評論一件操縱股票案說：“這些人搞的勾當固然骯臟，但是我相信，凡是合夥搞的股票生意情況都是一樣。”約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個商界巨頭，可是他也說：“人家本以為掌握美國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這種信念現在已經完全破滅了。”

從上面所說的事情來看，胡佛的覆興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種經營方針，不能不認為是絕大的政治錯誤。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於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覆興金融公司貸給各州政府3億元，以供失業救濟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萬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裏，這僅僅等於道斯貸給自己的中央共和銀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總額的1/3。胡佛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覆興金融公司。在接到電話時，波默林的口袋裏只有九角八分錢，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職的路上，就有十個叫花子跟他要錢，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義的怪現象。作為政策措施，設立覆興金融公司是失敗的。人們說覆興金融公司是“大企業救濟所”，它確是專幫大企業的忙的。

12月5日，胡佛任期將滿、開會人數不足的第72屆國會議員無精打采地回到國會山。有些議員原以為，先前退伍軍人到首都請願被攆走，失業者就全都嚇跑，誰也不敢再到華盛頓來了，這時可不免大吃一驚。這裏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國會門前迎著他們，大聲喊道：“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新任首都警察局長奉命不得遷就這些搗蛋鬼，便嚴格執行起這個命令來。警察先用催淚彈和防暴槍把這些人趕出國會山，然後把他們團團圍住，逼他們經新澤西大道走到設在紐約大道上的一座臨時營房——梅格斯營。警察局長對報界說，他已經把受監管的人集中在一個“拘留營裏”了。看守人員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不給看病，甚至不準他們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眾議員對他的選民說，他看見警察故意刺激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縮了48小時才得到釋放。臨走，他們唱起了一首新學會的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在整個30年代初期，特別是第72屆國會舉行最後一系列會議的那幾個月裏，全國都聽到了饑民示威游行的步伐聲。紐約有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在俄克拉何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光。多數人還只是暗地裏感到忍無可忍（自殺人數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各處集結起來采取暴力行動了。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占據了十層樓的市政府大廈。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曲調了。有一位42歲名叫路易斯·布登茲的激進分子居然率領了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的群眾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

制度觀念、權力觀念和私有財產觀念（這些是不用學也自然懂得的東西，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後來稱之為“人類社會的膠合劑”），已經出現了崩潰的跡象。有人搞抗稅運動，有人違法開采公司私有的煤層，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經主人許可就在空地種菜，這樣的事越來越多；在救濟事業完全停辦的底特律市，還出現了分散而無目的的暴亂行為；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區的居民一溜煙全部遷走。佛羅裏達州的基韋斯特市已經陷於破產，衛生局沒有經費，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饑民議論紛紛，想要采取暴力行動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市長一邊望著2000人的失業隊伍在市政廳周圍轉來轉去，一邊寫道：“只要來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們變成暴民。”北卡羅來納州州長馬克斯·加德納提出警告說，眼前已經有發生“暴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險。芝加哥市長安東·舍馬克聽說伊利諾伊州不肯撥款救濟芝加哥市的60萬失業者，便告訴州議會：“要是你們想停辦救濟站，那就先把軍隊派來吧。”

有錢人沈不住氣了。各公司招工部門人員態度越來越粗暴無禮，銀行出納員們神經緊張，民選的市長縣長動不動就出動警察，警察動不動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動嘴不動手的，現在也隨身帶槍了。弗吉尼亞州裏奇蒙市有一個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在感恩節過後幾天拜訪市長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吩咐警長：“給我揪住他們的領子、褲襠，把他們扔出去。”賓夕法尼亞州費耶特縣礦務公司的私雇警衛慌慌張張，開槍打死了四個礦工。紐約市禁止蘋果販子在人行道上擺攤子。新任市長約翰·奧布賴恩還對市民誇口說：“你們的新市長是條硬漢子，赤黨隊伍休想侵入紐約市。”便衣警察揮舞著警棍沖進聯邦廣場的集會，據《紐約時報》報道說：“婦女尖聲喊叫，男子頭破血流。”俄克拉何馬市的警察用催淚彈驅散開會的人。有人占據了西雅圖市的市政大樓，警察就用救火水龍把他們趕走。芝加哥的執勤警察用警棍對付那些要求發工資的教師。兩個警察抓住一個中年女教師，另一個劈頭蓋臉打將下去。

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院某委員會作證，談到“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他說：“鬧事的人大多數並不懂得什麽叫共產主義，他們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產階級看來，要實行共產主義和要面包有什麽區別，無須研究。羅伯特·舍伍德寫得對：“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發幾陣不祥的閃光，讓人們看見令人惴惴不安的情況。”既然政府不能維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許多城市裏的商人們生怕鐵路切斷，電話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組織起自衛委員會來。不少人囤積蠟燭和罐頭食品。好萊塢有個導演隨身帶著一身舊衣服，準備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裝“擠進人群去”。紐約市各大飯店發現，那些平時一到冷天就來市內租房過冬的闊氣客人，現在都在鄉村別墅裏躲著了。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

此輩並非神經過敏。從各種事實來看，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爾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個。這位哈佛大學商業學院院長說：“資本主義正在經受考驗，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決於這次考驗的結果。”《耶魯評論》、《斯克裏布納》雜志、《哈潑斯》月刊、《美國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好些文章，對叛亂是否迫在眉睫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諾曼·托馬斯後來談到“由普選結束到新總統就職”這個期間的情況說：“無論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沒聽到過那麽多公開挖苦民主政體和美國制度的話。”

美國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政體，這是當時人們意見很分歧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還只不過是中間道路。約翰·多斯帕索斯輕視社會主義，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開擁護共產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產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裏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為“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每月新書俱樂部選上了《新俄羅斯簡介》介紹給讀者，書中把美國的混亂透頂和俄國的秩序井然作了對比。威爾·羅傑斯說：“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國佬……他們的辦法真了不起啊……國內人人有工做，想一想這多好。”埃爾默·戴維斯說，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已經失靈了。甚至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都在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並且寫道：“為了要革命，也許參加共產黨是必要的。”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中問道：“為什麽只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政府裏同左派人士眉來眼去的人可不止一兩個。密西西比州州長西奧多·比爾博承認：“我自己也染上一點紅色了。”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更是直截了當，竟對一位華盛頓政府官員說：“告訴他們吧，奧爾森正在給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招募隊員，誰要不是共產黨，他就不收。”為了讓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補充一句：“明尼蘇達州是一個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險卻在於政治上的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比爾博和奧爾森也不過是政界的兩個怪人。有錢有勢的人以及陸軍部長赫爾利都屬於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減軍備，因為這樣做勢必“削弱維持國內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美國法西斯協會和黑衣社”在亞特蘭大市成立了，雖然它們名聲不好。（有人問休伊·朗格，美國會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他回答說：“肯定會，但是在這裏不叫做法西斯主義，要叫做‘反法西斯主義’。”）可是繼黑衣社之後，又出現了什麽銀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團”、美國民族主義黨等等組織。據說有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作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就動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對國會作證說，紐約某債券掮客出價1.8萬元，想收買他為右派工作。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裏·巴特勒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制度培養出來的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倘若說有什麽人能代表美國的統治集團的意見，這位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了。

為了培養出一批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的人而準備犧牲立憲政體的，還有沒有別的人呢？有。除了哥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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